这里除驻军外,几乎是无人区。

  地处中国版图最西北角的中哈边境段上,北上的额尔齐斯河,与卡拉苏河、阿拉克别克河在此交汇。方圆百里池泽密布,致蚊虫疯狂滋生集聚,与亚马逊河等并称世界四大“蚊虫王国”。每年5到9月,它们三五成群,如鬼魅般不依不饶地追随,牧民不堪其扰纷纷逃离。可驻守在此的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北湾边防连,却偏偏像楔子一样,牢牢钉在这儿。

  每立方米蚊虫不少于1700只,蠓虫不少于3500只,构成了他们全部生存空间。

  洪水淹了巡逻路,水草高过人头,一脚踩进去最深可至胸口。紧随其后的蚊虫呈网状扑来,如僵尸般死咬不放,黑压压一片把人团团围住,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就连军犬都拼命打洞,把身子藏在里头,但裸露的眉骨和眼眶,还是被蚊子咬烂了,先后7只丧命于此。

  没人生来甘愿挑战“生命禁区”。若在城市,这群90后战士本不会考虑生死。因为这身军装,他们从热闹中走出来,直面漫天“蓝军”,守护中哈边境的11块界碑、25公里边境线。

  “蚊虫王国”的特殊巡逻兵(央广网发 北湾边防连 供图)

  “不当兵,可能一辈子不会来这儿。”

  这里距新疆5A级景区白沙湖仅百余公里,却似两种人间。

  从哈巴河县出发,随着车子不断深入蚊区腹地,挡风玻璃被蚊子撞击次数急剧飙升,像一张黑色大网朝车窗直面罩下,要将人吞噬一般,驾驶员需不时用雨刷清理残留的蚊尸。纵然如此,抵达时车身已被糊成一片。随后车门一开蚊蠓萦绕周身,扑得人睁不开眼。赶上地方工人来连队维修光缆,不到半天,被蚊子咬得放下工具,撒脚就跑。一年下来,愿意留下的工人最多三天便也逃得干净。

  “只能多雇一个人,专门给他们轰蚊子。”班长刘平平可躲不开,当了近14年的兵。他将盛夏的记忆形容为恐怖片。有的大如蜜蜂,长达1公分,被蛰咬一次,伤口瞬间肿如鸡蛋;有的形似小米,寿命只有4小时,就连专家都叫不上名字。但繁衍速率极高,它们钻进五官,躲在腋下,逼得战士只能让其喝饱再走。营房内须全封闭,食堂、宿舍均由长廊相连。猪圈鸡舍房顶都要盖上蚊帐。若是冲到室外,却与凉爽的夏季衣衫无缘,装束颇像外星人,头上罩着纱巾,三伏天裹着厚棉服。不想做义务“献血员”,就要做“运动员”。

  来到饭堂,门口拉上特制门帘,餐盒一开,蚊子径直往饭菜里钻,扒拉出尸体见怪不怪;要是如厕,犹如过关,先点上艾草,一边解决问题一边用力扇,以防蚊子下口;若睡梦中冲出蚊帐,早起整个人就要在肥皂液里泡着。平平往往是旧包还清晰可见,新包又是一片一片,皮肤像是碎纸片糊的似的。

  窗纱上,衣柜里、阳台下……清出来的干蚊尸多则百余斤。班会索性就开在了蚊帐里;掀开帽子抽烟嘴巴被咬肿,也都陆续戒了烟;院内灭蚊灯高压电网上,“劈里啪啦”声不绝于耳。撒了欢的篮球场上,所谓打球,基本在和蚊虫打架……

  生性灵敏的动物也未能幸免。平平刚来那阵,说是买了一百多只鸡,最后成活的就仅剩光秃秃的一只了。

  “如果不当兵,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这儿。”此后,平平与蚊虫的战争彻底打响。5公里越野,人人撒腿狂奔,蚊虫一路追袭。他们的成绩一直名列全团前茅。

  巡逻路上,战士们被蚊虫袭扰的寸步难行(央广网发 王子冰 摄)

  向着39号界标,出发!

  夜幕降临,蚊虫不退反增,如轰炸机般嗡嗡作响。

  而彼时,河内鱼群反而不断地上涌,捕鱼人员抵边甚至越界打渔,目标可能就近在咫尺。

  北湾连地处丛林地带,看似风景如画,实则危机四伏。5公里外的额尔齐斯河对岸则是邻国哈萨克斯坦。巡线时,若不慎一脚下去,沼泽可能迅速将人吞掉;被蚊虫缠得烦乱,一不留神跌入水草,毒蛇伺机袭击;一旦被花斑蚊盯上,一口下去就可能没了命……可平平和战友们日日守护的中哈39号界标,偏就扎在这儿。有时,连鸟都被蚊子叮得从天下掉下来。

  平平走在最前头,他们三五成排,持枪排查,着装颇似侠客。没走几十米,草就没过了头。此处最为隐蔽,极易躲人藏物。他蹚过满是腻虫的水坑,一脚踩下去水便莫过了膝盖,防蚊棉服捂得全身流汗,裤子湿答答黏在腿上。所幸,暂未发现异常。可另外的“敌军”,却早已密密麻麻排列潜伏许久,草都变了颜色。

  终归还是躲不过这一劫。耳边千万只蚊虫侵袭,如沙尘暴般,铺天盖地而来,火气憋到了喉咙,没人讲话。但绝不敢停下,平平反复对照地图,寻找地貌地物,以确认行军方向。眼睁睁看着蚊子钻进头纱,也不敢把帽子甩掉痛快地打一场。渴了,就从包里掏出吸管,连着水壶插进嘴里;撒个尿,也要边走边尿才行。

  在层层蚊网中搜索前进,意外倒也常见。去年7月,为及时查看河水消退后的界标,巡逻途中,一新兵防蚊帽不慎被树枝刮破,蚊子瞬间从豁口涌向了头,愤怒情绪飙升。平平来不及想太多,一把扯下帽子护他。“这家伙绝不会给任何人反应时间”,面对送上门的大餐,它们毫不客气。“比起受这罪,还不如乱剑刺死来得痛快。”一向温和的平平忍不住爆了粗口。

  死里逃生的感觉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描述那般,伴随着欢呼大笑。没一个人说话。倒是新兵哭了鼻子。大义凛然过后,平平好像被整了容,皮肤发亮,仿佛一碰就要爆裂。可消肿后次日,他和战士们还给这条路起了个颇为豪迈的名字——“勇士的征途”。而抵达这征途的终点,他们拂去界标上积落的尘土,清理掉周边的枯枝野草。如影随形的蚊虫容不得久留。一个标准的军礼过后,转身折返,这样的铁律没人能打破。

  从1963年至今,就在这条路上,北湾连与蚊斗争了56年。

  夜幕降临,刘平平正在边境线执勤站岗(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一个士兵的“平凡世界”

  种种境况,都让平平感知到,这确是真正的极境之地。可他却异常兴奋,“早就想穿上军装,到最苦的边防去”。

  如果这话搁到他履历里,丝毫不为过。但在新兵连时,却被定义为“不太聪明的亚子”,别人都以为他只是一时热血。未曾料到,从附近连队磨练十年后,平平最终扎在了北湾。

  老家在陕西太白,他打小就听着红军故事长大。家中6个兄弟4人在部队,有空军、雷达兵,还有保障炊事做汽车兵的……家中聚会,好比一个加强连,饭桌上谈的全是武器弹药,就连电影也都偏爱军旅题材。而打开他的手机,“战地20”APP排在最前头。操控飞机坦克,没人能赢得了他。

  可蚊子绝不会因谁是新兵,就手下留情。以25米高的哨岗楼为背景,平平的军装照尽是目光笃定,英姿飒爽。朋友圈里也满是夕阳界河、白桦林。可当记者爬上哨楼凑近一看,即使当了兵,也非铜墙铁壁。平平点了近10盘蚊香,环绕周身,熏地呛人,可还是被咬得血迹斑斑。亲戚见了总会调侃:“你这是在部队掏煤被烫了吗?”但他顾不得了,一站就是个把小时不敢松懈。次数一多,周边石头都烫黑了。

  其实,极境也远非枪林弹雨。如平平的名字一样,再平凡不过,更多的是看不见的守护。训练、巡逻、站岗,一天天就这么过。越野训练张嘴就是一口蚊子,眯着眼闯关破障;持枪射击,蚊虫扰乱视听,手臂痛痒之下动作变形,反而练就了定力……归队时,满身碾碎的蚊尸,就连迷彩服的花纹都已分辨不出。心里念的是十万火急洗个澡痛快下,可刚吃上口热乎饭,紧急哨声一响,他准跑在最前头。

  如今成了四期士官,人生仿佛陷入了“死循环”。他在一次比武中左膝半月板损伤,军姿站立5分钟是极限。媳妇劝他,“30岁的人了还和小伙子比什么,不行就退伍回家。”可他不甘心,5公里越野,别人跑一个,他偏要跑俩。也渐渐体味到,前几天刚退伍的老兵嘴里念叨“兵没有当够”究竟为何意。

  黄昏已至,战士们在中哈边境线上巡逻。(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守在这里,不是光吃苦不干事的

  平平并不想通过所谓的艰苦博取同情。相反,要用连队的战斗力告诉大家,他们守在这里,不是光吃苦不干事的。“这些路必须有人去走,到达某片领土,宣示主权的存在。”和平时期,他们要处理的不仅是阻止人员及牲畜未办“护照”擅自出国那么简单,边境线上铁丝网有无损坏、牧民家的死马被冲到界河也要探个清楚。

  入了冬,蚊虫散去。雪将戈壁滩死死锁住,一脚下去不止2米深,风大雪厚马都不想走,就在地窝子里熬上一宿。可即便如此,25公里边境线11枚界碑相连,必须有人涉足,24小时战备。

  有路的地方,难走;没路的地方,惊心。同样在坡度超60°的陡坡上,满是碎石块。脚踩上去松松垮垮。每挪一步,碎石就“哗啦”往下掉。平平每次巡这段线路时,心里依然会发怵。军马一不高兴躺下打个滚,如幸运,滚下山的还只是口粮,“还是带方便面好,给我弄成沙末子,我也有口汤喝。”如此种种,他也没觉得多苦,反倒是这里最易见得的大自然里的树木河流,带给了他城市里难寻的快乐,同时,他也将这种情感以行动作为回馈。阿勒泰地区素有“金山银水”之称,其中“银水”便是指额尔齐斯河。连队连年参与到护渔、护林和水土改善行动当中,一些多年未见的珍贵鱼种再现踪迹。

  可这次是坦途,下次就可能变成天险。他也记不清是哪一年,边境线旁的树被风刮倒,压在铁丝网上。若不及时清理,不法分子甚至可能踩在树上直接越过哈方。可就在不远处,一串比巴掌还大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丛林深处,“是脚印没干,是头成年哈熊,这两天刚走过的。”虽携带枪支,但如果真的碰到这种国家保护动物,远非其敌。他们将篝火分成几堆燃在宿营地四周,驱赶半夜近身的野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战士们每天连续巡逻7小时。平平被称为“巡逻王”,但也免不了濒临崩溃。人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讲,只是跟着前人的脚后跟,机械地向前移动。可直到终点,再苦再累,腰杆也会不自觉地挺到最直。

  如今身处和平年代,很多人觉得,就是到边境走一走,修修边境设施,“没有部队守着,国家能安宁吗?”平平的声调转瞬高了几度。

  战士们驱车前往40号界标处,为在沙漠扎营的兄弟运送补给。(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蚊虫聚集地 承载人生课题

  连队最小的兵才18岁,有时偷懒少做一次卫生,平平也不多说什么,自己也就干了。可他也有怨言,让新兵擦桌子,“桌腿就是想不到也抹一下”。他担心的是,“我们的兵没个兵样儿”。可转念一想,他们也不过和年轻时的自己一样,喜欢熬夜玩游戏,喜欢穿得酷酷的,以自拍的方式诠释“诗和远方”……

  他们接受军旅生活的雕琢,而军营也承载着很多重要的人生课题。

  与蚊虫较量,看似肉体相搏,实则是心理战。平平渐渐看到了变化:一开始被咬得像孙猴般的新兵,也学会和蚊虫开玩笑,绷紧肌肉,让其无从下口;走路说话不再火急火燎,增减衣物不再随心所欲;兵与兵的依存度拉近,自制花露水风油精混合装的驱蚊剂,吆喝着一起“尝鲜”;升国旗时,就连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兵,军礼都敬得比平时好,“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对国与家的体悟加快了年轻人成长的步伐。日子来来去去,爱国也从空泛的概念,甚至具体到每一次巡逻时的回望。

  然而,戍守边关终究不是什么浪漫的事。这些年,营区偶有科研人员来研制新药,公益人送来驱蚊器。除此之外,仅与黑压压的蚊子为伴,枯燥、压抑间歇性涌来。可平平早已习惯,他更愿意为孤寂的边关赋予一些浪漫味道——白天看云彩,晚上数星星。可再“百毒不侵”的兵也是父母眼里的宝。若非亲身体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里的“蚊虫盛景”,“既然说不清,不如不说。”避开这一话题,反倒与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条件艰苦,抱团取暖的重要性倒也体现了出来。“啥事儿都喜欢一起干、比着干。”

  可大家也都明白,没有谁能成为军营永久的主人,他们终将汇入社会重新生活。带着这份烙印,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一代代官兵面对叮咬不言苦,卫国戍边不言悔。(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如今条件好些,太阳能灭蚊器的作用在此发挥到极致,嚣张跋扈的蚊子也有了“克星”,但“掂量”这群军人的方式却不会改变。

  平平休假回家,终于不用隔着冰冷的手机屏幕诉牵挂。对军人而言,家人这个身份很难做好。二胎儿子尚未满月,他想等小家伙长大后,也来连区体验一番,但家人并不理解:“那么苦,还回去干啥?”可当他想到答案时,突然有了豪迈的感觉。

  在他的印象里,有个为连队运送补给的地方司机,到达营地后几近崩溃,一边痛骂蚊子,一边嚷嚷着:“即使给十万块钱,也不会再来这个鬼地方!”“我们似乎与社会存在着某种脱节。”但平平相信,正是因为这种脱节,他们守护的那些人们才有了更多的选择。

  【本期制作】

  监制:赵净 李雪南 关宇玲

  记者:王晶

  摄影:张凯航

  视频:黄一博

  通讯员:王子冰 徐明远

  设计: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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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沙子是自然灾害,也是故土难离”。

  老汉张润元坐在八步沙的一棵茂盛的老树下,手里捻着细细的黄沙。他是当年第一代治沙人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最后一位还能站在治沙一线的。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这里的沙暴曾经夺走过很多人的生命,吞噬过很多人的家园。它就像末日,沙暴来袭时,连牲畜都能卷到空中。半个世纪以来,无情扩张的沙漠在当地人的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流沙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向村庄逼近。很多人离开了家园再也没有回来……这些都是老汉张润元白发间藏着的故事。

  “但是我没有离开,我们六位老汉,三代治沙人,坚守到了今天。我们让留下的人,看到了绿色。”

  郭万刚(左一)、张润元(左二)、郭玺(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逼上梁山”去治沙

  “治沙,算我一个!”

  “要守卫我们的家园!”

  “多少年了,都是沙赶着人跑。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

  38年前,时任土门公社漪泉大队主任的石满已五十有余,但是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个年龄“正值壮年”。因为治沙,石满和村里的郭朝明、贺发林、张润元、罗元奎、程海走到了一起。与其说是“一呼百应”,不如说“逼上梁山”。六位老汉,四位共产党员,以联户承包的方式,组建了八步沙林场。

  而那年,沙漠里哪有什么林子。

  1981年,是腾格里沙漠“暴躁”的一年,随着气候干旱和过度开荒放牧,沙丘愈发放肆地“啃食”着这座小小的乡村,威胁着周边10多个村庄、2万多亩良田、3万多群众的生产生活,还有过境的公路铁路。面对步步紧逼的“猛兽”,一些人上新疆、去宁夏、走内蒙,被逼着逃离了故乡。那时候,没办法和村民谈“希望”。

  这场灾难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也没人说得清。

  但是面对这故土难离,六老汉还是决定和“老天”掰一次手腕。

  老汉们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想方设法保住耕地,这样人才能活。“在心里更是舍不得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家和土地。”

  这年,作为三北防护林前沿阵地,古浪县开始对八步沙试行“政府补贴、个人承包,谁治理、谁拥有”的政策,这成了六老汉治沙的“定心丸”。林业局的老领导告诉大家,我们出钱,你们尽管去做,做不成没关系。这件“破天荒”的事就是——承包沙漠。

  从此之后的38年,这片生命禁区里,多了六个默默耕耘的身影。

  八步沙林场第一代治沙人张润元(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老汉们的“治沙经”

  “沙漠这么大,浇水怎么浇得过来?”

  “已经严重缺水了,供水又怎么办?”

  那时的六老汉,望着茫茫沙漠,无从下手。

  第一年治沙,问题就是水。“我们当时住的土门镇距离治沙点7公里,运水只能人背驴驮,一点点往沙漠送。”在张润元看来,虽是杯水车薪,却是唯一的办法。

  “所以我们就用土法子,把树苗直接往沙子里插。”张润元和几位老汉选择了十月份开工,盘算着一入冬,土地封冻,树苗正好冻在沙子里。冬天降雪,开春的时候一化,水份渗下去,树苗子就能活了。

  然而盼了整整一个冬天,待春天狂风过后,活下来的树苗连30%都不到。

  八步沙林场三代治沙人(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六老汉没有被打败。第二年,老汉们改变了盲目的策略,总结了治沙经验后,发现了新方法:在树窝周边埋麦草。这样不仅可以把沙子固定住,刮风时也能把树苗保住。这就是后来在八步沙沿用至今的“高招”: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从那次开始,老汉们的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大幅度提高。

  看到成效满心欢喜的六老汉们一合计,为了节约时间,索性卷起铺盖,在沙漠附近的“土山”上挖个洞,支起锅,一头住进“沙窝窝”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治沙开始的第四个年头雨水渐丰,头几年成活的树苗也越长越大,绿色越来越多。老汉们也欣慰地笑了,“总算有回报了!”

  郭万刚在林场整理草方格(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人和岁月的较量

  治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

  近40年的治沙岁月走过来,六老汉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干不动了”。如今其中四位已经离世,老汉程海也已经坐上了轮椅。六位老汉曾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家必须有一个继承人,接着把八步沙管下去。

  然而,父辈们的毅然决然,在晚辈眼中却是“无法理解”和“坚决反对”。

  八十年代某个春季的一天,三十几岁的郭万刚突然被久病的父亲郭朝明找去谈话,那时的郭万刚在古浪县供销社有着稳定体面的工作。父亲告诉他治沙以来,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快坚持不住了,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亲的志向。听了父亲的请求,郭万刚五味杂陈,是“怎么也想不通”的焦躁,也是没办法拒绝的一份心软。

  郭万刚告诉父亲,“我们家里九口子人,上有老下有小,既要赡养老人,还要供孩子上学。我如果帮助你治沙,把我的这份工作辞掉了,生活怎么办?”

  父亲依然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劝说,“你们如果不去,我们的这片林子就要毁掉了,我们几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我们的子子孙孙怎么办?”

  沙漠里的植被从嫩绿变成了金黄,父子之间的“争执”也从春天走到了秋天。郭万刚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固执,咬着牙说“我同意了”。而当时心里则想着,不如先答应下来,在林场凑合干几年,以后再想办法谋出路。

  最初下到八步沙的日子里,他无数次埋怨父亲:“沙漠大得看都看不到头,你却要治理,以为自己是神仙啊!”

  1993年5月5日,中国西北突然刮起了一场罕见的黑风暴,造成了包括古浪县在内的西北地区8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7.25亿元。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黑风暴,彻底改变了郭万刚。

  “黑风暴骤起,像世界末日一般伸手不见五指。”郭万刚当时正在林场巡沙,远远看到西北方黄沙滚滚而来,还不紧不慢地劝说工友“不要紧”。而后来风沙一到,所有人都被吹成了“地滚葫芦”。后来妻子对他说,“我以为你回不来了。”

  郭万刚回忆起那个恐怖的日子,到第二天的时候听到有关部门的通知,了解到古浪县有二十三个上学路上的孩子被这次沙暴吞噬了生命。“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吗?如果我们的孩子都保不住,我们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累,我们一定要把风沙治住,再也不能让风沙夺去我们孩子的生命。”

  “从那以后,我决定一心留在八步沙,坚持治沙。”说到此处,郭万刚一脸坚定。

  郭玺和郭万刚在林场整理草方格(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让下一代人爱沙漠

  2016年,郭万刚不得不服老了。命运的车轮再一次碾到了他的脚下,那一年父亲苦劝他加入治沙队伍,这一次,郭万刚也站在了父亲的位置上,开始寻找自己的接班人。

  85年出生的郭玺今年34岁,已是治沙人中的第三代,他的大伯就是郭万刚。但那时的郭玺正在“外面”当司机闯世界,是那股韧劲儿让郭玺走进了郭万刚的视野。

  “我现在已经老啦,干不动啦,有些事情还是得年轻人来做,希望你能来林场帮忙。”那一天郭万刚紧蹙着眉头说出了当年父亲对自己说过的如出一辙的话,也正在这时,他才明白了当年父亲内心的滋味。

  郭玺不出所料地以“外面的世界更好”拒绝了他。在吃了两次闭门羹之后,郭万刚还是说服了郭玺。

  “2017年6月份,沙漠里种下的植物开出了黄色的花,漫山遍野,一望无际。”郭玺来到八步沙林场之后,见到了这最珍奇的美景。“我大伯在沙漠里建设有近40年,他们都没有放弃,南方的大海我没见过,但是沙漠里的花海,我见到了。让沙漠开出这么广袤的花海谈何容易!”与其说沙漠中的美景,不如说是爷爷和父辈们愚公移山般的努力,打动了郭玺年轻的心。

  郭玺加入林场,很快便轻车熟路起来。“我爷爷们那个时候浇水,只能用毛驴车一桶一桶地拖。那时候种树,一分钟只能挖1到2个树坑,而今天就不同了,用机器一分钟能挖7到8个树坑。我们还有洒水车,要远比他们那一代先进、科学得多。”郭玺笑着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让先辈已经建设好的“绿洲”越来越茂盛,来守护周边村庄、农田、还有人们的生活。

  2019年初,80后的大学生陈树君也来到了八步沙林场,加入了“第三代治沙人”的队伍,给八步沙林场带来了“新思想”,就是与新媒体结合的“网络治沙”。陈树君工作不久便很快通过蚂蚁森林争取到了1000多万元的公益治沙资金,同时还联系到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到八步沙治沙造林。郭万刚欣喜地说,“我干了近40年,这是最大的资金投入,从网上争取社会力量参与治沙,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第二代治沙人做不到这一点。未来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希望。”

  祁连山脉脚下的八步沙林场(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在郭万刚看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业。老人那一代,为了家园再苦再累也值得。第二代治沙人,想着的是不但要把沙治住,还有一些经济效益,让治沙工人也过上好日子。现在第三代治沙人,年轻,有文化,懂知识,懂科学。“保护我们的家园,就需要祖祖辈辈,一代一代的干下去。”

  38年来,八步沙的三代人在沙漠中默默耕耘,累计完成治沙造林21.7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37.6万亩,栽植各类沙生植物3040多万株。如今,这条防风固沙的绿色“城墙”将古浪县10多万亩农田与沙漠分隔开来,守住了一片生机。当地林业部门负责人说,在林场的守护下,周边农田亩均增产10%以上,人均增收500元以上。

  在这“富裕”的沙漠中,还有几支单薄的小树苗随风摆动。

  这是郭万刚的孙子春天种下的,他今年10岁。

  本期制作名单:

  监制:赵净 李雪南 关宇玲

  记者:张佳琪

  视频:李帅 韩靖

  摄影:韩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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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边境云南段,人与地雷的较量从未停止过。

  战争年代遗留下的一颗颗雷,埋在国境线边上的深山老林里,密而隐蔽,悄无声息。风吹日晒,雨水侵蚀,四十年的光阴依旧未能磨灭它们。

  这些雷如同看不见的魔鬼。当一只捡柴的手摸进杂草丛时,下半身的脚很容易就在一声巨响中被其吞噬。地里的农民一锄下去,偶尔也能刨出一颗生锈的“洋芋”。缺胳膊少腿,87人的村庄只剩下78条腿,被炸怕的人们越躲越远。

  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却逆向而行。他们带着探雷器深入山林,在这片生死雷场上,把“吃人的魔鬼”从地里揪出来,一个又一个。但这好比虎口拔牙,并非易事,有人为此付出生命,有人失去的是双手和双眼……

  南部战区陆军扫雷排爆大队(原称“云南扫雷大队”)的这些90后战士们,在过去三年多里,将57.6平方公里的雷场变成安全用地,在西南边境的大山里写下一部生死排雷记。

  扫雷官兵进山排雷。(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扫雷官兵的“绣花功”

  排出第一颗雷的情景,高彬滨记忆犹新。

  他是云南扫雷大队四分队三班班长。2015年初入文山州马关县雷场时,高彬滨并非像如今身经百战后临危不惧。眼前山体陡峭,杂草没过膝盖,脚下会踩到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不敢轻易迈出第一步。

  “这也是人之常情。”四分队队长彭启勇知道,眼前的这群年华正好的年轻人要走的是“阴阳道”,过的是“鬼门关”,拔的是“虎口牙”,死神几乎如影随形。

  想要安全无虞,高彬滨和战友就得胆大心细,手里使出的必须是“绣花功”。

  首先,他们要摸清雷场的底细。这时,一场爆破是最好的见面礼。它把杂草这层伪装上衣“吹”得一干二净,还引爆那些不稳定的雷。如此一来,险情降低一度。战士们拿着探雷器轻贴地面,沿着此前开辟的安全通道来回挪动,如履薄冰。

  “滴滴”声连贯响起,地雷位置锁定,高彬滨心里“有点紧张”。在嫌疑点前后五厘米处插下标志旗后,他俯身趴在安全区域上,双手小心翼翼地扒开表层泥土,一颗绿色的东西出现了。心跳加快,手心出汗,他通过对讲机将情况上报后,反复自我提醒:慢慢来,严格按照规程操作就不会有问题。

  确认无诡计装置后,他慢慢松动周围的土,剪掉草根。直到地雷完全裸露,他才轻轻捏起,眼睛紧盯着它,全神贯注,反转雷盖,拧螺丝,一点点拆掉起爆管,动作就跟按了放慢键似的。此时,手千万不能抖,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地雷。

  起爆管顺利拆除,雷无害了,高彬滨也安全了。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他整个人瘫在地上,松了一口气。此时,玻璃面罩已被汗水打湿。

  “过了劲儿以后,我就想把那颗雷装起来,我谁也不想给,我想自己揣起来,但又不可以。”初战告捷,高彬滨回去后把当时的喜悦分享给女友和家人,“我跟他们说,我今天排出人生中的第一颗雷,那可是一颗在地下埋了40年的雷啊!”

  扫雷官兵在山上排雷。(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地雷伤害过的边境村

  这些埋在中越边境山上的地雷,在过去40年间夺去多少条生命,谁也说不清。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的六个边境县,至今仍可见一个个被地雷伤害过的村庄。

  麻栗坡县是那场战争的主战场,因而是地雷分布最密集的一个县。高彬滨初来时,曾在一个村里遇见各式各样的残障人。他们有的拄着拐杖走在路上,有的卸下假肢坐在屋前晒太阳,有的脸上印着一块黑色的皱疤,肉里还嵌着弹片……相比之下,当时陪他勘察地形的村民老梁是一个少见的健全人,顶多就是腿脚不利索,走起路来不稳。

  直到回到家里,老梁卷起裤腿,卸下一双假肢,高彬滨才大吃一惊。老梁赶忙解释:走路多,假肢容易在大腿上磨出水泡,得卸下来歇会儿。

  世代生活于此的老梁家住在山腰上,与中越边境的直线距离仅数百米,只能靠山吃饭。2006年的一天,他跟往常一样在地里干活。忽然间,脚下发生爆炸。轰鸣中,老梁倒下休克。醒来后,一条小腿没了。十年后,地里的另一颗地雷要走了他的另一条腿。

  这并非个例,边民在山上砍柴、放牛、种地,都能触发藏在地里的雷。人和牲畜被炸伤炸死是常有的事。

  高彬滨一开始对此感到疑惑,他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明知道那里是雷区,大家还要冒着两条腿不在的危险去耕作。“后面接触边境百姓多了,我才知道,如果不去种这个地,他们根本没有经济来源。山里能种的地本来就很少。”

  埋在中越边境云南段的近20万枚地雷,不仅危及5万余边民的生命安全,还极大缩减了农地,制约边疆经济发展。将地雷“拔”干净,还当地百姓一方净土,以便其安全耕种与生活,一直是我国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组织了两次扫雷行动,重点排除口岸、通道沿线、边民生产生活用地等地的雷区。为彻底清除雷患,2015年7月,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启动。其中,云南段的113块雷区占中越边境总任务量比例超过95%。

  这些边境雷场地处山地,沟壑纵横、乱石嶙峋、树木丛生,排雷机器人难以深入其中展开作业,也难以判断类型复杂的诡雷,一不小心就会引爆地雷,更别提踏勘每一寸雷地。因此,尽管装备先进、技术发达,雷场目前也只能靠人工排查。

  图为云南扫雷大队在边境山上排除的部分地雷。(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高彬滨的请战书

  2015年年中,得知云南扫雷大队正在组建的消息后,高彬滨立马写了请战书。那一年,他22岁,入伍4年,是部队里的工程爆破兵。经过几年的爆破训练,他已经掌握了专业技能,渴望有实战的机会。因而,一听到能去扫雷,他兴奋不已,给组织打了好几次报告,生怕自己选不上。

  “我是凭着一腔热血来参军的,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所以会觉得在和平年代能去扫雷是很难得的机会。”这种言语体会,放在高彬滨已有的人生中来看,一点也不显得违和。

  他打小就是个军事迷,在家爱穿迷彩裤,玩具多是飞机坦克,再加上几个小人儿,他就能导演一出战争片。电视剧他偏爱军旅题材,军事杂志在他手上一本接一本地翻过。军人的血性与阳刚,是他崇拜的品质。参军入伍成了他的理想。

  初中毕业后,高彬滨被喜欢文艺的母亲送入艺校,学的是民族舞与歌唱。两年没念完,他就辍学去参军,“想体验一下真正的军营生活”。入伍后,在集训中,他把各种枪玩了个遍,还得了个“神枪手”称号。彼时,他渴望一个保家卫国的机会。

  因此,当被通知自己入选扫雷队时,高彬滨欣喜若狂,却只敢独享喜悦,因为一切都是瞒着家里的。当母亲后来得知儿子去参加这项危险的任务后,气得在电话里又哭又骂。

  “总得有人去干这个事。”舍我其谁,官兵们自愿加入扫雷队的理由几乎一样。他们都“想尽一己之力”扫除雷患,“将土地交给老百姓,让他们安心耕种”。

  这些怕父母担心的90后,瞒着家人写下请战书,在电话里编造出各种谎言。然而,电视新闻中的某个画面或者一句说漏嘴的话,轻易地就能出卖他们,随之而来的是父母的训斥与千叮万嘱。

  扫雷官兵在训练场训练。(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杜富国的27岁

  满怀壮志来到雷场,他们经历过恐惧、紧张,也迈出了一个个艰难的步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久经沙场后,扫雷战士逐渐熟悉雷场的“性情”,“拔起牙”来就要得心应手多了。尽管如此,大家依旧不敢掉以轻心,“你不能害怕它,但一定要敬畏它。”几次突发事故让高彬滨明白:“雷场绝对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它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

  有一次,扫完雷,大家正在安全区域休息,一名官兵的脚下却突然冒起烟。起初,他以为是枯叶点燃了,没在意,用手轻轻一拨,发现是一颗雷,吓了一跳,立马向班长高彬滨报告。闻讯而来的高彬滨迅速疏散队友,按规程挖出雷后,才发现地雷只冒烟不爆炸是因为起爆管受潮了。“那是一颗72雷,要不是起爆管潮湿,脚踩上去,至少一条腿是保不住的。”

  有惊无险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种运气。从写请战书那天起,扫雷官兵们几乎做好了受伤的打算。

  2018年深秋,云南边境大山的树依旧青葱。10月11日下午两点多,趴在地上拆雷的高彬滨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巨响。他跟其他闻声的人一样,扭头环顾四周,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手里的对讲机传来紧急呼叫军医的声音。

  “当时我就懵了,卸下头盔开始往上冲。”在高彬滨眼前的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他倒在地上,脸全黑了,防护服被炸成棉花状,双手无处可寻。看到这一幕,没有人不流泪。“当时急得不行,我说这是谁,边哭边问,好多人都是,后来才知道是富国。”

  那天,杜富国和战友艾岩一起作业。他们发现一枚手榴弹,初步判断是一颗当量大、危险性极高的加重手榴弹,下面还可能埋着一个雷窝。接到“查明有无诡计装置”的指令后,杜富国对艾岩说:“你退后,让我来。”艾岩转身后退几步,杜富国按作业规程,一点点清除弹体周围的泥土。“轰”,一声巨响,他下意识地倒向艾岩一侧,他想帮队友挡住冲击波。

  杜富国被送往医院。此后余生,他再无双手,眼前仅有一抹黑色。

  那一年,他27岁,刚结婚。

  图为扫雷官兵暂时驻扎的军营。(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山上的苞谷、山茶……

  脚下的山石崩塌,有人直接跌入山谷,当场身亡;有人不小心伸出警戒线,一根脚趾就不幸“被吃掉”;谁也不知道,全神贯注作业时,山上会不会滚下一块大石头……雷场惊险,扫雷战士只能在日常反复训练,并将每一次作业当作第一次去对待,用慎重降低事故发生率。

  除却危险,扫雷还是一件苦活。

  深山老林,常年闷热,穿着25斤重的防护服,战士们经常闷出一身汗。蚊虫成群环绕,嗡嗡作响,时不时给趴在地上的人叮上几口,留下几个肿包。以眼镜蛇为首的各种蛇,总爱神出鬼没。

  路途遥远,他们能带的水不多,有时只能分着喝,实在没水了,就把竹子劈成两半,连起来做成水管,接到山泉处,引水而饮。午饭,馒头咸菜是标配。休息时,哪块地阴凉,他们就铺上纸板,席地而睡,呼噜声此起彼伏。这种条件下,平均每人一天要排1200平方米地。

  图为扫雷官兵所使用的探雷器。(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经过8年军营生活的磨练,高彬滨这个人高马大的男孩变化还不少。以往他总是大大咧咧,找不到东西就着急,如今说话办事稳重多了,还添了些耐心。历经生死,他明白生命是何其脆弱,也更加珍惜战友间的情谊。“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他说这片雷区我扫过了,你放心走就行,我就敢走。我可以把我的命交到他手上,他也可以把他的命交到我手上,像亲人一样。”

  变化还发生在他们扫过的一个个山头上。有时雷还没排完,边民就抢着来种地,最后被劝了回去。直到整块雷区排完了,六十多个战士手拉手一字排开。他们昂着头,唱军歌,从雷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用行动向围观的百姓证明:“地里的雷我们已经清干净了,你们可以放心耕种。”

  有时,高彬滨很喜欢站在山上,把望远镜举到眼前。视线里出现那些他扫过的雷区,如今它们大多变成良田,上头长满了苞谷、菊花、山茶……花草在风中摇曳,他感到满足。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扫雷是一件挺酷的事。“虽然我没有上过战场,但我处理过战争遗留的东西。等我老了回忆起来,我还有点谈资。”以自己的方式保护一方百姓,军人高彬滨引以为傲。

监制:赵净 李雪南 关宇玲

记者:陈锐海

图片拍摄:张凯航

视频摄制:荆宇琦 张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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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开中国地图,中建岛几乎扎不下针尖。在九段线内,你需拿着放大镜才能找到它。

  它很远,因其距西沙的“心脏”永兴岛最远,故被誉为西沙中的“西藏”;上岛很难,从三亚码头坐船南行,即使遇上好天气顺利换乘后,还要在海上漂上一整夜。

 

天蓝岛绿,水清沙白……可以随手拍大片。来,先感受一下。

  若从空中鸟瞰,这里如大海怀抱中的一只贝壳,美得纯粹。

  素有“南海戈壁滩”之称的中建岛,守岛官兵中“90后”占了多半。他们多出生在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拥有和同龄人一样的青春梦想。可这里,对于他们的同龄人来说,却足够遥远且陌生——

  所处海域是远东通往东南亚的海空要道,面积不足1.2平方公里,却有七个中国领海基点;涨大潮时,露在水上只有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地面;台风过境时,守备队主楼曾被吹斜好几度;退潮后,就仅剩下一片白茫茫的珊瑚沙,时至今日也不适宜渔民在此生活。

  44年来,驻岛战士走了一茬换一茬,厉兵秣马,在这个海防重地宣誓主权的存在。正如营长范期宏所言,“在这里,祖国的利益非常具体,它就是头顶的那片天和眼前的那片海。”

  初上海岛  邂逅“西沙黑”

  这里距离祖国大陆最近的城市至少有360公里,高温、高盐、高湿、高日照,缺泥土、缺淡水。

  小岛不大,走上一圈,只需半个多钟头,可这里的美只能短时刻浏览。上岛时正值炎夏,记者穿着厚厚的运动鞋走在沙地上,仍感觉双脚发烫,紫外线强到连眼都睁不开。随行摄像师的机器多次因高温而无法开机。但经年累月,官兵们就是在这样的烈日炙烤下,进行日复一日的演习、雷达屏幕前的注视和不眠不休的巡逻执勤。

战士们在进行耐高温训练

涉水训练

  岛上长夏无冬,地表温度常在50摄氏度以上,只需几小时就能让人快速换个肤色。所以岛上官兵一眼就能被辨认出来,近乎都长着一张“艰苦卓绝”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大很多……一“90后”战士每次与家人视频时都得用滤镜。“晒得太黑了,我妈看到又要哭。”但他不是岛上最黑的兵,雷达技师郭丹阳才是,岛龄最长,肤色也要深几度。

  上岛当天,是这里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周日。除了这样的日常训练,郭丹阳很忙。“铃铃……”赶着起床号,他才套上衣服值班电话就响了。与新兵不同,34岁的他将整个青春都“搭”在了这里。18岁那年入伍,彼时他与这里唯一的连接点,是只知道《富饶的西沙群岛》课文中,要学到“鲜”这个字。

  “雷达是小岛的眼睛,但要判断目标,还是需要人。”遇上紧急情况郭丹阳要随时处理,夜里常是刚躺下,电话就又响起来,几乎没法休息。正午,太阳悬在头顶,这会儿郭丹阳回宿舍躺下没5分钟,就被喊醒,设备出了故障。跑过晒得发烫的白沙滩,一进机房就开始检测机器,用力拉紧部件,额上渗出一层汗……与喧闹的城市相比,时间在岛上流逝并不明显,白天无限拉长,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好像都一样,执勤、巡逻……郭丹阳把该干的事情都做了一遍,太阳才刚升到中天。

  刚上岛的那几年,敌人经常来骚扰,郭丹阳说,大家都是背着实弹在码头吃饭。而实际上,平日这里也不存在绝对的安静,会有不明国籍飞机和舰船抵近,所以他们也养成了特殊习惯,睡觉将作训服叠在枕边,水壶也装得满满。

  衣食住行  个个是坎

  西沙,很多人知道它,和郭丹阳一样,也都是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但要在这里常年驻守,却远没那么浪漫,陆地上简单的衣食住行,到了这儿却个个是“坎”。

  小岛温差大,没装空调时,大家夜里都热得睡不着,便要打开窗掀开被。到了夜里两三点,睡得正酣,冷意也开始窜上来。冷便冷吧,睡意正浓时谁也不愿意起身去关窗。岛上湿度大,不盖好被子的话就会得风湿、关节炎。指导员高永山会关紧门窗,再给大家一个个把被子盖好。就算不睁开眼睛,大家也知道是他。

  后来他们当中有人成了班长,每晚都要起身给战友盖好被子。

  台风来时,海水冲上沙滩,一米多深的水曾淹没整个小岛,护墙冲倒了,猪圈、菜地冲毁了,就连种了4个月的3000棵树也全都吹走了……

  在寸草不生的珊瑚沙上种树,无异于石头堆里垦荒。浇灌树木的水,是他们平时不舍得喝而节省下来的淡水。可老天才不管这些。他们索性与天较上了劲儿,死了多少他们就种多少。

 

  什么能让植物扎根地下不被吹走呢?

  2006年被带上岛来的海马草,既耐高温又抗盐碱,浇点海水就能立马成活。一块平整的沙滩上,他们干脆用海马草拼成了国旗、党旗图案和“党辉永耀、祖国万岁”八个字,这是来到中建岛必被战士们拉去瞧的“地标”,他们引以为傲。耐盐渍的海马草倔强生长,越是贫瘠的地方长势越旺”,像极了战士们,如今这里早已看不出“戈壁滩”的痕迹。营区空地上,高大的椰子树、野枇杷树翠荫如盖。

岛上的菜园子

  他们把菜地视如珍宝,菜地生虫,一群个头一米七八的汉子就自发地拿着手电一个一个地挑;回家探亲的兵归队时,甚至带着两大袋干鸡粪和泥土上汽车。如今,每年定期都会有新鲜的泥土用军舰运上岛,但菜地仍保留着30多年来的传统。“没办法,搁以前那就是我们的救命菜啊。”如今菜地时蔬常新,战士们还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海角田园。

  “没点绿色,就不像家的样子。”邱华说道。

  没想那么多  就一心想着护住国旗了

  在这里,一身军装不止意味着枪林弹雨,更多的是看不见的守护。

  抗晕耐热、沙滩五公里……每项训练,都让人“痛不欲生,难受到极点”:头顶大火球热到头晕目眩,喉咙干得要着火,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身心煎熬。

  夜里站岗,作业油机一关,小岛平静地卧在南海上,静得出奇,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哪能不怕!”

  有时海风来了也很恼人,一“90后”战士站岗时,脸被吹成面瘫,离岛治疗一个月才得以矫正。

  新兵连时练3公里,“95后”欧逸超练得太猛,肠子穿膜而出,动手术时麻药还没使上劲儿,明显感觉到手术刀在割自己的肉,疼得昏了一整天。记者听得揪心:“你才18岁啊!”“18有啥,有人18岁就战死沙场了呢!”

  ……

  在岛上,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二十出头的年纪,如果在家大抵也都是妈眼里的宝,可对于他们来说,却道是寻常。训练巡逻,守着眼前的海,一天天就这么过。这里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去涉足,大概也不会知道,祖国最南端有这样一群青春正盛的大男孩,坚守在这孤岛上。

  1996年的一次强台风,国旗被风撕成了布条,旗杆被刮倒,战士们用背包带拴住腰,将5个人连在一起,往楼顶爬。平时只需一分钟便可登上房顶,在台风中竟爬了2个小时。

  可旗杆在楼顶边沿,人若接近旗杆,随时都有被狂风抛到楼下的危险。“没想那么多,就一心想着护住国旗了。”即使后知后觉可能搭上性命,但下次碰到,他们还会义无反顾。

  这里每年六级以上大风天数超三分之二,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太常见。

  2013年,守备队主楼被台风吹斜好几度,堡内一片“汪洋”,两个战士依偎着坐在石桌上,电话抱在怀里,一瓶水、一盒压缩饼干,两人在石桌上完成了一天两夜的坚守。

  这种苦到底为了什么?

  营长觉得,这是当兵的使命。可与营长那一代兵不同,选择从戎,和同龄人走上截然不同的路,“95后”战士欧逸超觉得,苦吃便吃了,最怕被人遗忘。“但相信妈妈会记得,因为我在妈妈的心里。祖国会记住,因为祖国在我心里。”这是他的理解。

  在这儿一天就守好一天 绝不能把祖国边界守小了

  岛上守备营主楼坐南朝北,只为面向祖国。同样,国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更是瞬息万变的世界。

  通网络前,老兵用一句打油诗形容每天的状态:“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

  在那个没有通讯设备的时代,一旦有船来,大家都早早地都候在码头,等到报刊、电报、信件一卸下船,大家便一哄而上,争相抢夺。除了零食日用,还有期盼了几个月的书信。邱华说,和妻子恋爱时,每天都要给彼此写一封信,信寄不出去就攒着,等补给船到了,再把几十封信一并寄走。“不舍得全看完的,一天只拆一封。”

  毕竟,这是他们和远方家人唯一的联接。

  但也有的看完电报或家信后,捶胸顿足、失声痛哭,家书带来了天大的噩耗:家中亲人,早已在几十天或几个月前,便已过世了……

  到了2002年,全岛终于有了一部电话,但每人一周只能打一次,一次仅有3分钟。纵使有一肚子的话向外涌,也必须言简意赅,时间一长家人也有了默契,“我很好”“也好”。

  如今,岛上有了4G网络,能与外界同频共振,但信息的脚步来到这里总会慢上一拍。每次休假时山东籍战士谭玉金都感到,自己与外界“格格不入”,朋友聊天时随时蹦一个新“梗”出来,他都一头雾水。

  都说来岛上“三天是天堂,七天是人间,一个月是炼狱”。每年新兵上岛,首长无一例外鼓励他们培养自己的爱好。因为有经验的老兵都知道,日子久了,见得最多的就是眼前的这片海,即使再美,看多了也会成为“心魔”。

  谭玉金喜欢健身,如今岛上有了健身房,没有任务时他就去跑步,时间长了,他的体能成绩也是队里最好的。他还喜欢去巡逻,“穿着海军服,拿着枪的样子很帅”。老兵邱华,除了去新建的图书馆看书,还有个爱好。儿子出生当年,他在营区种下一棵“宝宝树”,看着它一点点变高,就像看着家里慢慢长大的“大宝”。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在最好的青春留下后,自己迟早会向中建岛告别,离开这个家。

  但也有人就没想过脱下军装的生活,“在这儿一天就要守好一天,绝不能把祖国的边界守小了。”

 

  临行前,战士们将岛上独有的绿色“花束”抗风桐赠予记者。可岛上绿色来之不易,实在不舍带走,便留下这样一张字条。

  本期制作:

  监制:赵净 李雪南 关宇玲

  记者:王晶

  视频:彭洪霞 刘邵元 肖琚鹏 常敬宇

  供图:9189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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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之隔,两番天地。

  水面之上,船难打破了平静。即便在深夜,岸上也是熙熙攘攘。救援人员忙于施救,分身乏术。遇难者家属心急如焚,坐立难安。在落水者生死未卜时,谁都提着一颗不安的心。

  深水之下,一片漆黑,万籁寂静。搜救再繁忙,一切也都在阴暗与无声中进行,伸手不见五指,“呼吸声成了最动人的旋律”——在离死亡最近处,它再微弱,也是生命存在的迹象。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潜水队的60余名救援人员,如同生命的使者,穿梭于水面上下,游荡于生死之间。他们带着生者的期望,一头扎进水里,10米、20米、50米、100米……一点点深入水下,去寻找、靠近失事船只,争分夺秒从死神手中夺回生的希望。这并非一件易事,与“神”同行意味着置身险境,危机四伏。

  无论是韩国“世越号”沉船、“桑吉”轮燃爆,还是重庆公交车坠江,遇难船只(车)均由这支成立于1951年的队伍参与救援或打捞出水。身经百战的它,不仅要搜救生命,打捞船只,还要进行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几乎书写了一部共和国深水救援史。

  2018年1月,上海打捞局潜水队在“桑吉”轮爆燃事故中实施救援。(上海打捞局供图)

  水下:顶住黑暗 迂回下潜

  深海之下是视野以外的世界,人们平常难以涉足。潜水队如何深入其中,又是怎样在海水包围之下抢险救人的?他们置身什么样的环境?长期面临死亡,潜水员对生命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全在黄浦江畔上海打捞局潜水队的训练基地里。

  队长胡建迎面走来,他留着寸头,身高一米七,肩宽臂圆,身体很结实。年方四十的胡建在潜水队待了十九年,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施工,深知如何与水打交道。这次难得回趟上海,他便抽空跟记者聊起那些藏在深海、无人知晓的故事。

  图为上海打捞局潜水员训练基地,摄于黄浦江畔。(央广网记者 陈锐海 摄)

  灾难一旦发生,船只或车辆往往困于水中,人更是难以逃生。胡建和队员总要迅速赶赴现场,与时间赛跑,力争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即便无望,也要带人上岸,送到心急如焚的亲人身边。

  了解事发地的水文条件及案发情况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判断落水船只(车)的大致位置,进而潜入水中,一点点去缩小寻找的范围。

  悬浮于水中潜水员身连“脐带”,如同婴儿在母体的状态,一呼一吸、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靠身上三根一百多米长的管道。它们的另一端连着水面的母船,主管道比拇指粗点,主要供气,另外两根管子较细,分别用于测深与通讯。要是在冰冷的海域,潜水员还要多带一根温水管,用来给自身供暖。

  一般的潜水爱好者,极限深度约为水下40米。但像胡建这样的潜水员,一旦抵达事故现场,潜入的深度远不止于此,可能是水下60米,也可能是100多米,这是他们无法决定的。

  在水下,每下沉十米,胡建要多承受的水压相当于一个标准大气压。这就好比多往指甲盖大的地方压上一公斤东西。越往深处,水压越大,心脏逐渐受到挤压,耳膜也鼓了起来,“就跟坐飞机时的感受一样,需要多做吞咽动作来减缓不适。”

  深水处的极端环境限制了潜水员的作业时间。在60米深的水下,他们的救援时长不能超过35分钟,但此后需要花费近两个小时做上浮减压——上浮一段距离,停留在某个点休息,过后再慢慢上浮,给体内的惰性气体提供减压时间,避免被压缩的气体短时间内扩张而堵塞血管,致人暴毙。

  深水之处布满黑暗、冰冷与孤独。泥沙俱下,海水一片浑浊,往往两眼一抹黑,伸手不见五指。“人悬浮着,往下看,它像一个大的黑洞,要把你吸下去。”有人说,首次潜水就跟看恐怖片似的,充满未知,让人毛骨悚然,有时一条鱼游过去,人会被吓一跳。

  潜水员在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中作业。(上海打捞局供图)

  船内:如同迷宫 危机四伏

  摸清船只的具体位置后,他们要进行一项“最艰难”的工作——身连“脐带”,进入船舱寻找落水者。

  头顶的照明灯打出微弱的光,胡建经常能恍惚看到船只的轮廓。此时的船只往往伤痕累累,船舱内更是支离破碎,东倒西歪的坐垫与柜子悬于水中,被压得变形的铁板成了他前进路上的障碍。他们只能摸出夹缝,钻进“水下迷宫”,靠着早已记在脑中的空间布局图,一个角落接着一个角落找人,“一个都不能漏”。

  韩国“世越号”沉船的救援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次。打捞起这艘载有476名乘客、沉没于2014年4月的大型客轮,胡建和队员们耗费了600多个日夜,光水下作业的总时间就达到1.3万小时。

  沉船90度侧翻,一侧舷门窗被压在下方。打捞客轮前,他们要先对300多个窗户进行封锁。被压在底下的一侧最难封,要从上方进入,穿过近20米长的廊道,有时还要在舱内绕更远的路。

  船舱内满目苍夷,潜水员进入作业,随时面临“脐带”被缠绕的危险。他们只能一手护着“脐带”,另一只手抓住固定物稳住身体,再用身体推开障碍物,侧身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搬着几十斤重的钢铁丝,来回穿梭于各个楼层,进入到每个房间,把门窗一个个封上铁网。

  水流划过他们的皮肤,要是速度低于0.5米/秒,隔着潜水服,凉凉的,感觉还挺舒服。要是水再快些,他们即便负重近40公斤,人还会被“吹歪”,有时甚至被翻了个底朝天。

  潜水员在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中作业。(上海打捞局供图)

  在“世越号”的一次救援中,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名潜水员被急流冲了起来,“脐带”弯着打了个大弧度,挂在船内某处,挣脱不了。水上的潜水监督员得知情况后,一边派人下水援助,一边安抚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化险为夷。”

  由于流速异常快,第一次前往营救的两名队友在水下寸步难行,只能返回后,又带着另外两名队友下水进行第二次营救。

  寒风中,退潮的海水推着波涛,汹涌地拍打着船底,也击打着岸上每个人的心。水流带来的冲力不断拉扯着潜水“脐带”,甲板上要8个人才能勉强稳住它。水下援助的队友逆着水流,游动前进,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才解除了被挂的“脐带”。尽管精疲力竭,大家悬着的心还是放了下来。

  救人:那种难受 说不出来

  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万州一公交车坠入长江。载有15人的车身落入水下75米深处,呈30度角前倾,车辆结构部分受损。

  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一批接着一批下水,在车内找到那些被车顶压住的乘客。潜水员钻入破窗,抱出遇难者,用绳子将其固定后,一起乘坐水笼慢慢潜出水面。那一刻,谁也来不及恐惧。从接到任务开始,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尽快完成潜水任务,以宽慰遇难者家属和民众的焦急心情。一切都在争分夺秒中进行。

  胡建还记得,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发生后,每逢清明或冬至,总有遇难者家属坐船出海祭祀。他们打着横幅感谢上海打捞局,送给潜水员的中文卡片上写着:“感谢你们为打捞作出的付出。”看着泪眼婆娑的家属,潜水员都知道,他们打捞的不仅是一艘沉船,更是300多个家庭痛心的念想,“那都是他们的孩子,让孩子们回家。”

  2018年10月底,潜水队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中打捞车身。(上海打捞局供图)

  夜以继日,经过86小时的搜救,重庆坠江的公交车被浮吊船起吊出江面。那个黑夜,正逢重庆的深秋,江面弥漫着水雾,岸上响起了致哀的鸣笛声。胡建那些疲惫不堪的队友都脱帽致哀,他们两眼红肿、充满血丝。

  尽管经过专业训练,但看到一个个不久前好端端的人一下就没了,还在水中泡得面目全非,胡建内心还是难以波澜不惊。对他而言,那种难受,说不出来。

  第一个被找到的遇难者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长得像个洋娃娃,“很漂亮”,但当时她悬浮在公车内的水中,脚朝上,头朝下,双手交叉蜷在胸前,是一副惊恐不安的模样。这让发现她的年轻潜水员一时难以接受。

  将孩子送到岸上后,那个潜水员站在旁边,盯着孩子流泪。“这种事谁都接受不了”,胡建的女儿当时也差不多那么大,“尽快把人救出来,至少能缓解家属的痛苦。”

  生死:要敢于冲锋 但不能牺牲

  入行十九年,胡建见过太多在意外中离去的生命,因而如今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柔和多了。在生离死别面前,他理解最深的就是“珍惜”二字。

  有人说:“潜水队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胡建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说法。作为队长,他希望队员在救人时有不怕艰险、敢于冲锋的精神——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但不能真的让他们牺牲了。

  “大家都是过命的兄弟,救援时在水下的人只能把后方的一切供给与保障交给岸上的队友,这是一种互相依存的信任。所以,每次下水前,我们都要做好风险评估、应急预案。”胡建说。

  2018年10月底,潜水队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中打捞车身。(上海打捞局供图)

  为了保障潜水员安全,提高救援效率,上海打捞局的潜水技术与装备一直在更新。

  20世纪50年代初,救援人员用空气压缩机供气,使潜水深度由10米提高到20多米。1956年制造的高压氧舱能治疗潜水减压病,潜水深度提高到水下40多米。即便后来技术一直提升,但空气潜水的人体生理承受理论极限也仅为水下60米,无法满足更大深度的船难救援的需要。

  在借鉴国际经验后,2006年,上海打捞局自行开发出潜水深度达103.5米的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实现了我国饱和潜水技术实际应用“零”的突破。2009年,300米饱和潜水作业技术也被研发出来。目前,他们正在向500米深挺进。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更宽广的是我们不退缩的精神。我们要将光明与希望播撒在寒冷与黑暗的深处。”一名潜水员在笔记上留下他对潜水工作的理解。(记者陈锐海 石昊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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